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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心脏移植36个小时后，67岁的福伯拔除了气管插管，多次心电图检查未发现心肌缺血表现。目前福伯的心脏和各个脏器功能都顺利恢复，近日便可出院。
7月16日，在医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福伯现场向医护人员表达感谢。这是世界首例获得成功的“无缺血”心脏移植手术，也是中山一院首创得“无缺血”器官移植技术继应用于肝移植、肾移植后，首次应用于心脏移植领域，手术中实现了全程不中断血流、心脏不停跳。
“无缺血”器官移植的革命性创新，也为器官移植提供了“中国模式”。
图为福伯来到新闻发布会现场。程远州摄
探索“无缺血”心脏移植，两年开展数十例大动物实验
心脏是生命的动力之源，心脏一旦停跳便意味着生命的凋亡。对于心力衰竭患者，心脏移植技术为其带来了生的希望。然而，这段“重生”之路并不平坦。
在传统移植手术过程中，心脏必须离体、停跳及冷藏，不可避免会发生心肌缺血损伤，而心肌缺血是影响患者预后的最重要因素，可导致术后受体心脏功能不全，心脏无功能，甚至病人死亡等严重后果。
中山一院副院长、器官移植科学科带头人何晓顺教授介绍，由于心脏是对缺血损伤最敏感的器官，若离体缺血时间超过6小时，手术风险将大幅增加。如何破解心脏移植过程中的缺血损伤难题，一直是全球科学家的重点研究方向。
因为心脏独特复杂的生理特性，“无缺血心脏移植”从理念萌生到临床转化与无缺血肝肾移植相比，尤历经艰辛。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在“全过程”中保持“无缺血、鲜活有力的跳动状态”。其次，在心脏跳动状态下，传统的心脏移植手术方式，尤其是获取和吻合部分是否能顺利进行。最后是人、心、机器的统一和谐。
在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山一院院长肖海鹏的大力支持下，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心脏外科、体外循环科及手术麻醉中心等多学科团队组成联合攻关小组，经过两年多的艰辛探索，进行了几十例大动物实验，从零开始，不断设计、摸索、验证与优化灌注手术方案，最终探索出了一套全新的心脏移植技术流程，并将该技术命名为“无缺血心脏移植术（Ischemia-freeHeartTransplantation，IFHT）”。该技术的成功应用，意味着之前预判不能应用的“边缘供心有可能成为更多患者的福音”；同时可能将现有的供心功能评估阶段提前，“大幅度提高心脏移植预后”。
为了确保从实验阶段到临床应用的安全过渡，团队还完成了10余次临床“无缺血”心脏获取和离体常温机械灌注演练，为新技术的临床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图为手术中。
患有多种基础病变患者心脏进入终末期，移植团队挑战“无缺血换心”
一切准备就绪，心脏移植团队正等待着一位合适的患者出现。5月24日，67岁的福伯在中山一院就诊时被诊断为“扩张型心肌病”，心脏核磁共振、超声心动图、血液检验结果都提示福伯的心脏已进入了终末期，心脏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左心室的收缩功能已经减退到正常水平的四分之一，同时，他还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肺动脉高压、肾功能减退等基础病变。
经过心脏外科、心内科、器官移植科等10余个专科的MDT会诊，专家们一致认为，除了心脏移植，其余的常规手术治疗已无法解决福伯的心脏问题。另外，由于福伯患有严重心肌病、心力衰竭，且合并中度以上肺动脉高压，若实施传统心脏移植手术，面临的风险也很大。
随着时间推移，福伯已经需要接受主动脉内球囊植入及呼吸机辅助呼吸，进入了等待移植的紧急序列。
6月26日，等来合适供体后，何晓顺教授主持召开了首例“无缺血”心脏移植术前筹备会，医务处刘秋生，心脏外科主任吴钟凯教授、副主任殷胜利，体外循环科主任荣健，器官移植科郭志勇教授，麻醉科江楠教授，心外ICU主任唐白云，手术麻醉中心护士长龚凤球等10多个学科专家组成的心脏移植团队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术前讨论。
专家团队对手术的计划安排、实施细节、应急预案等进行了详尽的推演，将手术过程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了模拟和应对演练，确保手术万无一失。
吴钟凯表示，对于开展“无缺血”心脏移植手术来说，福伯的身体情况并非理想对象，但该病人病情危重急需心脏移植，且如果开展常规移植手术的话风险更大。“当时我们已经做了充分准备，比较有信心和把握能够用‘无缺血’心脏移植术挽救患者”。他说。
当时，正是广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手术开展要同时符合抗疫大局和器官移植分配原则。对于医生团队来说，为福伯进行“无缺血”心脏移植既是不得不进行的挑战也是一次机遇。
全程“无缺血+不停跳”，展现强大器官维护硬实力
6月26日下午2时，福伯和受体捐赠者同时进入了手术间。福伯首先接受了漂浮导管检查，经过测量，福伯的肺动脉压力虽然仍偏高，但已经下降到可以接受手术的程度。心脏外科吴钟凯教授、梁孟亚副教授开始切除福伯仅能蠕动的巨大病变心脏。另一边，心脏外科殷胜利教授、熊迈副教授和刘云奇医生，潘鹏飞、钟颖护士等组成的供体获取组，有条不紊的获取供体心脏，探查之后发现供心状态良好，强壮有力，两间手术室，40余名医护人员，投入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换心大战”中。
麻醉科江楠、熊炜医生为供体提供平稳的麻醉状态。体外循环科荣健教授、曹璐医生、石寒医生、朱艳玲老师、石勇序为供体心脏特意设计了一套精巧的灌注及保温系统，随着外科医生迅速利落的置管、阻断，体外供心灌注开始工作，从心包腔内游离出来的供体心脏，一刻没有停顿的在器官槽内鲜活有力的跳动着，并且保持着正常体温，被顺利转运到受体手术间。
图为手术中。
李汉钊医生带上了特制手套，将一直跳动着的供心自转移槽内小心移送到福伯的心包腔内，吴钟凯、殷胜利两位教授在心脏仍然有力跳动的情况下进行供心吻合。手术台下，袁宝龙、江楠、熊炜麻醉科团队时刻监测着福伯的呼吸、循环和神经系统状态，调整着用药。体外循环团队李毅、莫少言、肖婕斐、蒋玉梅护长、李勇华早已在福伯旁进行体外循环下全身其他脏器功能的维护和保驾护航。陈小俊、高依、郭琴等护理团队在龚凤球护士长的统筹安排下，有条不紊地做好设备机械管理、持续有效保温、管道护理、PI预防等各项护理管理工作。现场和场外，肖海鹏、何晓顺、董吁钢、郭志勇等教授全程指导协调。
手术实现了心脏在获取、体外常温灌注保存及植入的全程中有效血流不中断，心脏始终处于生理的跳动状态。心脏植入时，手术室现场出现了“心脏内、外双循环”技术协作场景，展现了中山一院强大的医疗创新、医疗协作和管理综合实力。
把跳动的心脏放到病人胸腔去，越快越好。时间记录是，供心切下、灌注修复全过程只用了62分钟，而受心吻合到缝合成功只用了61分钟。“灌注方案和手术方案的细节都是经过两年多来无数次的反复试验和讨论的。”荣健说。
“无缺血”心脏移植手术历时4.5小时，实现了将捐献者心脏在“不中断血供”、“不停跳”的情况下移植给受者。福伯术后回到了心胸外ICU，在唐白云、张宝、李思、杨嵩医生等医疗团队，薛卫华、王锦贤、杨敏玲、李英茹、李春晓等护理团队的密切监测、及时调整、促进康复下，福伯于术后36小时拔除了气管插管，多次心电图检查未发现心肌缺血表现，超声心动图显示心脏射血分数从术前的16%升至78%，术后肺动脉压力下降理想，目前已渡过了术后早期的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关，心脏和各个脏器功能都顺利恢复，近日可出院。
“无缺血”技术推动器官移植迈入“热移植”时代
在世界首例“无缺血”心脏移植新闻发布会上，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洁夫发来了祝贺，他表示，中山一院一直以来是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改革的先行*，此次心脏移植获成功，再次证明了“无缺血”器官移植技术的成熟与革新，希望中山一院再接再厉，为中国器官移植技术走向世界舞台的高峰做出新的贡献。
医院移植外科主任和移植外科研究主任、哈佛医学院外科教授StefanTullius认为，这是器官移植的一个里程碑，将提高器官质量，增加器官的利用率，同时为进一步研究缺血、再灌注损伤对移植免疫的影响提供了基础。
欧洲移植协会前任主席BjornNashan评价道：“手术进一步证明了无缺血心脏移植的可行性，同时有可能显著降低患者发生移植心脏血管病变风险的机率，有助于提高患者移植后的存活率，对需要心脏移植的患者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获益。”
这并非中山一院首次进行“无缺血”器官移植手术。为了实现“无缺血”移植，中山一院还研发出了全球首台器官离体多功能维持系统。
年7月23日，何晓顺教授团队为一名肝硬化合并小肝癌的患者进行手术，完成了世界首例“无缺血”肝移植。团队率先研制出国际首台体外多器官修复系统（Life-X），为离体多种器官创造接近生理条件的灌注压、温度、氧合及营养支持，解决了离体器官保持活力的难题，进一步全面革新移植手术方式，保证了器官血管离断、再吻合过程中，器官血流不中断。目前中山一院已经临床开展90例“无缺血”肝移植，显著改善了移植预后，术后的肝脏功能显著改善，生存率大幅提高。
年4月9日，“无缺血”器官移植技术首次应用于肾移植领域，手术仅用时3小时，移植的肾脏在供者体内及获取、移植整个过程中始终持续保持血流灌注。
图为何晓顺在讲述手术经验。程远州摄
目前，“无缺血”心脏移植技术的创立与“无缺血”肝移植、肾移植技术共同构成“无缺血”器官移植技术体系，将器官移植的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向世界展示了器官移植革命性创新的“中国模式”。
年4月，何晓顺团队的《“无缺血”器官移植技术开启“热移植”时代》项目荣获年度国际质量创新大赛特等奖，这也是我国首次荣获此项大奖。《美国移植杂志》发表评论，称这是“器官移植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器官移植将进入‘热移植时代。”世界移植协会主席NancyAscher表示：“‘无缺血’器官移植可以拓展至心、肺、肾等移植领域，并可向全球其他地区推广，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肖海鹏表示，中山一院要继续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和医学科技创新，实现更多“从0到1”的创新成果，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