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对传染病的惨痛记忆，来得比年还要更早一些。
那年的邵影，还只有31岁。当时的她，是上海医院内科医生。
她清楚地记得，年1月18号这一天，医院里开始多了上吐下泻的病人。
一天之后，人数迅速攀升，速度之快让医生都出乎意料。这些病人为了住院，甚至自己带了床，带了被褥。
这种情医院也轮番上演，而且病情几乎相似。除了大多伴有身体发热、呕吐、厌食、乏力，还有脸色发*。
这几乎就是甲型肝炎的典型症状。它是一种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就可以传播的传染病。
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的王道民心里有这样一本账：1月19日，全市一天大约发病人，之后的患者人数便成倍增加，至1月底，有时一天新增的甲肝病人甚至达到一万例左右，2月1日那天的新增病例数则高达1.9万例。
尽管甲肝是上海过去的常见病，在每年的冬春交接，特别是春节前后，上海甲肝的发病数都会比平时略高一些，但这样的态势，显然并不符合“常规”。
据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疫情统计：年全市甲肝报告发病数为34万例，创出了世界甲肝流行新的历史记录。
医院，都是一片因拥挤过度而显得乱糟糟的局面。有人排队排到一半，就晕了过去，然后咕咚一声，栽倒下来。
这种大面积的疫情，让上海闻之色变。年－年上海第一医学院流行病学研究生，原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俞顺章，对当时的一些特殊镜头，多年后还记忆犹新：
“在上海的公交车上，几乎人人都带着纸巾或戴纱布手套，以免沾染扶手上可能带有的病菌；最极端的是，飞机上一些标有‘上海制造’的食品，都会被乘客当垃圾扔掉，唯恐避之不及。”
今天被称为“包邮区”的大上海，居然尝到了被人“抛弃”的苦涩。
甲肝大爆发
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疫情。
俞顺章参加过消灭血吸虫病及除害无病工作，又在年的启东一带肝癌高发时，被任命为上海赴启东肝癌防治科研小分队负责人之一，最终找到*曲霉*素和饮水不洁是当地感染肝癌的主要环境危险因素，并提出了“管水、改粮、防肝炎”七字预防肝癌方针。
这一次，也正是他最早判断毛蚶[hān]可能是这次甲肝爆发的主要原因。
因为在上海人的餐桌上，此时正密集地端上了毛蚶。
中国人都喜欢吃，广东人喜欢蛇、果子狸，上海人偏好海鲜。醉虾、醉蟹、醉螃蜞、咸蟹以及毛蚶，都曾是上海人的桌上美食。
不是海边人，很难分清“蛤、蚬、蛏、蚶”这些贝壳小海鲜。甚至连它们的名字也未必读得出来，但因缘际会，成为了大主角。
毛蚶，生长在河口和海湾泥沙中，本身是一种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高蛋白食品。其壳入药，中医又叫瓦楞子，有制酸止痛的作用，可以治疗反流性食管炎。
但是，和制药时需高温煅烧不同，上海人看上毛蚶，主要是为了生吃。
它们在买回家之后，一般会被放在自来水浸泡两小时，吐出泥土之后，然后再简单地用开水过一下，配上酱油、姜丝以及醋一起，成了上海人的下酒菜。
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将它煮熟，因为一熟就没口感了。
这种吃法有好有坏，好的是图个鲜嫩，但坏的在于，万一毛蚶不干净，吃了要闹肚子。
上海的甲肝大流行，则证明生吃毛蚶，还要付出血的代价。
事实上，如果上海人此次选择的还是市场上此前常见的山东毛蚶，疫情也不会这么夸张。这种山东毛蚶来自山东潍坊海域，大多以养殖为主。
偏偏这一次，攻占了上海人餐桌的，正是来自昔日肝癌高发区的启东。
启东隶属江苏南通，与上海隔长江口相望，事实上，今天的崇明岛，还有一小部分，属于启东。
尽管靠江近海，但启东本没有什么毛蚶养殖，这一次让启东“发了大财”的，也是因为经济高速发展的上海，在年9月决定全面疏通长江口与*浦江航道，结果挖泥船挖到启东江段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野生的毛蚶矿藏。
伴随着工程的进展，毛蚶密度越来越高，到最后不知道是在挖泥，而是在挖毛蚶。
面对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启东百姓闻讯而来，捡的捡，挑的挑，除了自吃之外，也借此开启了生财之道。
全县的农用船、机帆船、拖拉机、农用车等各种运输工具，都自发地组织起远距离的运输销售。
有人曾做过这样的“测算”——一只三吨位的农船，让疏浚航道的挖泥船给自己装上三满勺带泥的毛蚶，按照每勺10元的价格，也就是只需要30块钱的成本，然后就近运到上海，按每公斤一元的价格出售，就能换回2-3千元。
不过，随着货源源源不断进入上海市场，供过于求，毛蚶的价格也越来越便宜，到最后仅卖到二元钱一篮子（约五公斤）。
即使如此，依旧有不少农民放弃年的春节，挑着毛蚶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叫卖。
由于购买无需凭票且价格低廉，精明的上海主妇们总是一袋一袋地往家买。这导致此前占据上海市场山东毛蚶，自愧弗如，只好将市场拱手相让，退出上海。
谁也没想到，这看似是上天赐予的礼物，结果成了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由于启东江段靠近长江的入海口，其沿江城市和农村有大量生活污水通过长江排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的厕所尚未经无害化处理就直接排放，污染相对严重，而毛蚶除了肉质鲜美，还有着一个特性，就是吸附力极强。
不要说生吃，带壳毛蚶就是煮上45分钟，也不能完全杀灭病*。
还有就是，毛蚶在运输过程中又存在着“二次污染”——很多运输毛蚶的农船大多没有来得及卫生处理，有些刚刚运过肥料，就直接上阵运输毛蚶。
但更让人恶心的是，为了保持毛蚶的鲜活度，运输者往往用自己的新鲜大便兑成粪水泼喂毛蚶。
在1月初，王道民就觉得情况不妙，因为本市因腹泻而急诊的病人特别多。
当时他和分管医疗卫生的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医院。通过医疗登记本发现，这些腹泻病人的饮食史中，绝大多数都吃过毛蚶。
与此同时，凡吃毛蚶时还饮过白酒的人，症状就相对较轻。
由于甲肝有两到六周的潜伏期，菌痢则很短，这让他们意识到，痢疾的流行，也许是甲肝流行的先兆。
果不其然，年1月中下旬，甲肝迎来了大爆发。
城市化进程中的警钟
今天，当我们复盘这次上海甲肝大流行时，可以发现人性在面对意外之财时的那种贪婪，以及失控，让人有些不寒而栗。
还会发现，最需要在这场狂欢中出现的水产局和食药检等部门，无一例外地缺席了。
即使出现过身影，但结果证明，它们并没有能阻止这场狂欢。
事实上，年，上海也曾因为毛蚶，而出现过一次甲肝的小高峰。当时曾出现过四万例左右的甲肝患者。
为此，上海当地*府曾召集相关部门一起开了次专题会，会议热烈但没有效果。
由于各个部门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卫生部门自然主张全面禁售毛蚶。但水产部门认为上海市民很喜欢吃毛蚶，毛蚶销售需求旺盛，不宜禁止。工商部门认为当时副食品供应紧张，而毛蚶是受老百姓欢迎的副食品来源，也倾向于不禁止。
最后，方案很“平衡”，既明确毛蚶不禁售，但需要制定允许销售的标准。这也就是后来执行的所谓毛蚶的“鲜活度”，即凡是新鲜的、活的毛蚶就可以销售。
但问题是，这在具体执行时，很难落实。
这也就给年的甲肝大爆发埋下了伏笔。
当然，甲肝大爆发也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
除了毛蚶被污染，以及上海人喜欢生吃之外，在邵影看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上海城区的居住环境较为拥挤。“像当时的南市区，大家都是共用水龙头，而甲肝病人都是通过消化道传染的，就是病从口入，如果一人拧过龙头另一个人也去拧，就很容易传染。”
好在这次上海当地及时的“止损”。
在意识到有可能出现问题后，上海有关方面立即将毛蚶送检，检测其是否携带甲肝病*。
俞顺章没想到自己还要因此再赴启东，带领科研人员去毛蚶原产地调查，很快，他们就在毛蚶体内找到了甲肝病*，以直接证据证实了毛蚶就是甲肝的罪魁祸首。
这也帮助上海从源头上有的放矢地控制疫情。
首当其冲地，是禁止了毛蚶的经营、运输、销售等行为，像市场上的所有毛蚶，不仅不许再售卖，还必须作为垃圾处理。
在谢丽娟的印象中，这在当时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因为它损害了商家的利益。
进行此项执法不仅需要说服商户，而且还涉及多工商、水产、财贸多部门，光靠卫生局一个单位搞不定。最后，谢丽娟打电话给另外一位分管这些部门的副市长，取得支持后，采取联合行动。把市面上的所有毛蚶，包括存货全部拿去销毁，并在市郊要道设卡禁止毛蚶进入。
此外，有关部门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卫生知识宣传。
另一方面，也就是当务之急，尽可能地收治现症病人。
让王道民有些头疼的是，医院（医院）总共也就5.5万张病床，即使全腾出来，也根本没办法集中安置这么多甲肝病人。
1月24日，上海市*府召开由各区县长、各区县卫生局长、防疫站长、市*府各委办局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要求大家统一认识，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增加收治点，尽一切可能多收治病人，因为“医院外面就多了一个传染源，很容易增加一批新病人”。
在“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这一响亮的口号下，医院尽一切可能增加床位，而且收治的都是重症患者，病情医院收治。
另外，沪上一些大中型企业也腾出仓库，开办临时隔离病房，收住本企业的甲肝病人。
同时，中小学校借放寒假之机，把部分学校的教室办成病房。一些小旅馆也空出客房接收病人。
上海还建立了大约2.9万多张家庭病床，轻症患者就在家中进行隔离和治疗，这样就避免了交叉感染，不仅有利于病原的治疗和康复，而且对减少新发病例，起到了关键作用。
说起来，比起日后的非典，及新型肺炎，这次甲肝来势汹汹，但治疗方式其实比较简单。没有特效药，就是让病人卧床休息，每天早中晚各吃几片维生素B、维生素C，每两周查一次血。但是陷入恐慌的上海市民，视板蓝根如“鸡汤”，一天不吃点，心里就过不去。
这种多管齐下，让甲肝在短期内得到了有效控制，到了3月上旬，全市新发病例数明显下降，没有出现第二个发病高峰。1月29日至3月21日肝炎发病共计例，死亡31例，直接死于甲肝并发症（急性及亚急性*色肝萎缩）的只有11例。
得承认，在这场甲肝大流行中，上海拿出了让人比较满意的表现。但回想起来，这终究还是一件让人觉得后怕的事件。
谁也不会想到，毛蚶这个小动物，竟然搅得上海天翻地覆。
它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毛蚶自此从上海人的餐桌上，消失了。
不过，它也不是没有“功绩”。最起码，它让上海人的卫生意识也得到了全方面的加强，不仅养成了“饭前便后勤洗手”的习惯。饭店里面使用公筷的做法也在那时得到推广。
但更要的是，正是得益于这次危机的爆发，“训练”了上海应付疫情的能力。
日后，在面对非典，和新型肺炎时，上海都拿出了让人比较满意的表现，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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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小说《媒体这个圈》、《无所适从的荷尔蒙》，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近年来相继推出《重新发现上海-》、《海派再起》、《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紫菜爸爸》以及《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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